昌平草莓大棚中，捕食螨已经成为对付红蜘蛛的“利器”。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资料图】

天敌昆虫实验室中，尹哲向记者讲述瓶罐中蓟马对于豇豆作物的危害。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捕食螨的种类很多，巴氏新小绥螨是其中之一，属于广食性捕食螨。新京报记者 田杰雄 摄

生产天敌 “以虫治虫”

很少有市民知道，北京植保工作的“编外团队”竟然数以亿计。虽在“编外”，但这支来自本土的“虫虫特工队”有着自己独特的“敬业”方式，它们潜伏在京郊的设施温室或露地大田，夜以继日，24小时守护着温室蔬菜和大田作物，以食物链的等级优势在害虫虫口下力挽狂澜。

新京报记者获悉，目前北京市拥有14条生物天敌生产线，年产能可达3000亿头。这些来自本土的昆虫卫士身材微小，人们几乎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但它们身上肩负的责任却很重，它们与植保工作者共同作业，维持着京郊设施内的秩序，筑起绿色防控的高墙，守护着北京市民舌尖上的安全与首都和谐的生态环境。

起草“捕食性天敌繁育和释放”地方标准

北京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的天敌昆虫实验室在办公楼的最顶层，这间实验室的面积不大，常年恒温。区别于人们印象里的大多数实验室，这里复杂高端的仪器不多，在柔和的自然光线下，台面或是架子上的多是一些让人看着眼熟的瓶瓶罐罐——无底盖的玻璃容器两头被纱网封住，就成了孕育蓟马的一个小小世界；密封的塑料盒子两边有拳头大小的镂空，封上透气网，这里就是饲养瓢虫的安乐窝。

每年，北京市植保站高级农艺师尹哲会与她的同事们一起，在这里观察无数次作物“战场上”虫子们搏杀的过程，那些能在竞争中占据主导地位，帮助被侵蚀作物重现生机的，是害虫的天敌。

许多天敌最初都是在这间实验室里出生、验证效果的。发现天敌、以虫治虫，通过生物防控手段守护农作物的生长，这是从过去许多年至今，北京市植保站生物防治科的主要工作内容。

自2013年实验室成立、设备升级以来，在这个实验室中，植保人员捕捉到异色瓢虫取食蚜虫的瞬间，观察到过烟盲蝽从卵囊中出动，对粉虱大快朵颐的刹那，对天敌的田间应用技术开展了大量试验研究。去年年初，尹哲还与同事们起草了《捕食性天敌繁育及释放技术规范》，是北京市首个系统提出了适用于北京市农业生产中使用的捕食性天敌的繁育、检验及释放的地方标准，弥补了捕食性天敌繁育和释放标准的空白。

实验室进门的右手边，有一面墙的展示柜，摆放在里面的，是这些年生物防治方面，北京市植保工作的一些成果。各种蝽类、捕食螨、赤眼蜂、异色瓢虫，在农药以外，它们筑起了北京设施温室里绿色防控的一道防线。

五十年发展 天敌昆虫从大田走进温室

北京农业生产中，对于生物防治的关注比实验室的建立要早得多。上世纪七十年代，害虫生物防治中研究最多、应用范围最广的卵寄生蜂——赤眼蜂，已经在繁殖技术研究的基础上，投入到了北京大田玉米的生产环节。1979年，现如今北京天敌昆虫繁育基地的前身——密云赤眼蜂繁育厂建设完成，这也是北京第一条生物天敌生产线。

尹哲讲述，赤眼蜂专注于“借卵生子”，即把自己的卵产在害虫卵内，幼虫通过吸取害虫卵来促成自身的发育成长，待成虫破壳后，继续寻找产卵的新目标，对于玉米螟和板栗桃蛀螟等害虫防治有较好的效果。“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北京玉米种植区都会释放赤眼蜂，密云20万亩板栗释放的赤眼蜂为防治桃蛀螟发挥了作用。”由于介入作物种植区域的时间已有几十年，尹哲说特别是北京的玉米田，已经形成了稳定的生态系统，在过去的45年里，密云防治玉米螟基本未再使用过化学农药。

大田作物之外，这些年中，设施大棚开始成为生物天敌效力的主战场。“温室大棚的环境相比于露地的自然环境，生态环境会更加稳定，可控性强。”尹哲说，这也意味着，对于天敌昆虫来说，这是它们更适合的“工作环境”，在设施中，也更容易发挥出它们的“身手”和作用。

如北京地标农产昌平草莓的产业化发展之路中，也有生物天敌的助力。尹哲介绍，每年草莓生产季，在昌平的设施大棚中，巴掌大小的白色瓶子平淡无奇，但里面装有数万头的捕食螨是对抗棚内害虫的“利器”。“红蜘蛛主要为害草莓叶片，用农药其实很难防住，而智利小植绥螨是捕食螨的一种，对于红蜘蛛来说，它是天然的死对头，也是用于防治温室害螨的‘明星天敌产品’。”

又如市民们更为熟悉的异色瓢虫，是蔬菜大棚里蚜虫的克星；能把卵产在植物中的烟盲蝽，一生都在与为害番茄的粉虱抗争，它们也是守护京郊蔬菜大棚的卫士。“还有东亚小花蝽，它个头很小，但几乎像个全能战士，是非常好的生物防治物种。”

生物防治仍在“摸着石头过河”

蚜虫、粉虱、叶螨、蓟马，这些是目前北京地区温室内的主要害虫。尹哲提到，这些年北京市植保站通过对异色瓢虫、捕食蝽类、捕食螨类等生物天敌的应用，都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成果背后，是植保人员和生物天敌生产企业的探索和努力。养虫子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生产线上养虫子比实验室里要难得多。在实验室里，小基数的昆虫是比较容易掌控的，但培育昆虫这件事，1-100很容易，可随着培育基数的增大，很多环节就会脱离生产者的控制。”尹哲告诉记者，当生命体到了流水线生产阶段，需要考虑的问题和不可控的因素也会呈倍数增长。

在流水线上，不论是益虫还是害虫，都需要精心培育。“比如我们想生产瓢虫，就要先准备好充足的蚜虫作为它的口粮。在田间的生产者为蚜虫泛滥而头疼，车间的生产者则会为养不好、找不到蚜虫而烦恼。”同时，相比养殖畜禽，养昆虫对环境的要求更高，也对环境的变化更敏感。

尹哲说，昆虫的工业化生产门槛很高，等生产者好不容易将天敌养大成虫，如何包装运送到田间大棚，如何保障运送过程中瓢虫不自相残杀，如何让它们自主地爬出包装展开有效率的工作，这些都需要生产企业反复尝试。

即便国外的生物防治技术的应用和生产已经相对成熟，但因为涉及商业机密、专利等技术壁垒，在国内生物天敌的生产领域，许多企业仍在“摸着石头过河”。新京报记者从北京市植保站了解到，这些年来，北京“摸”出了14条生物天敌生产线，能生产20余种生物天敌，年产天敌数量最高峰值可达3000亿头，为农药减量发挥了重要作用。

“以虫治虫”不是为消灭 而是为平衡

尽管举了很多天敌捕食害虫的例子，但尹哲也告诉记者，生物防控并不意味着天敌会消灭所有为害农作物的昆虫。“在防控过程中有‘经济阈值’，它是害虫防治的一个参数，简单来说它指的是害虫数量达到为害农作物前的一个临界点，而生物天敌的作用，实际上是将设施环境内害虫的数量控制在农业生产可以接受的范围内。”

天敌以害虫为食，捕食害虫是“虫虫特工队”的使命，将害虫维系在经济阈值内，也是天敌生存下去的法则。“当我们以农业生产为目标时，自然界的昆虫才有了害、益之分，而实际上，它们都只是自然界中生物链的一部分。”尹哲告诉记者，在生物防治过程中，植保工作者的“调兵遣将”，并不是为了消灭，而是为了平衡。

这是存在于自然界的生物法则。在尹哲看来，作为植保工作者，并不是田间作业的秩序建立者，也非规则的制定者，自然界有其完整的生态链条，无论是天敌昆虫还是植保人员，要做的其实只是维系田间的秩序和平衡，这也是绿色防控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出发，对于田间的病虫害，更重要的也是在于持续控制。“利用天敌昆虫，通过‘以虫治虫’的方式来防控害虫，也只是绿色防控技术的组成部分之一。”尹哲说，在生物防控之外，绿色防控还离不开生物调控、物理防治、科学用药等方式手段，“每一步都有它的特点，单独运用哪个调控手段，都无法形成完整的绿色防控。”

尹哲并不回避当下生物防控在推广过程中的难点，这项技术相当前沿，具备很大程度上的生态意义，但这也意味着产业的实际价值还需要进一步探索。“生物防控、天敌运用当然不是农业生产中，我们面对虫害的最后一道防线，但作为一种安全、有效、可持续的方式，它值得更多从业者的关注、生产者的尝试、企业的投入和消费者的认可，值得更深更广的探索。”尹哲说。